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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麻城帝主信仰及其流传

        日期:2011年4月2日 10:18

        〔摘 要〕 湖北麻城帝主宫所奉主神帝主,又称福主、土主、张七相公,紫微侯,民间又称之为盖天帝主。帝主信仰起源于宋代的麻城,明代在鄂东地区得到传播,后随鄂东移民的足迹,影响及于鄂中、鄂西南及四川等地。帝主信仰的传播,与宋明清三代国家的赐额与封号、麻城籍士大夫的鼓吹、黄州商人的推波助澜、以麻城籍为主的鄂东移民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关键词〕 麻城;帝主信仰;鄂东;移民

         一、

        位于湖北麻城西北四公里处的五脑山海拔不过343米,却以山、水、寺独具特色、风景优美名驰遐迩,历来是麻城的旅游圣地。山上有南北对峙的古庙,北庙名曰近月寺,始建于东晋,南庙帝主宫,则始建于宋代。帝主宫所奉之神帝主,又称福主、土主、张七相公、紫微侯,民间又称之为盖天帝主(《安陆县志补》卷下《庙祀》“今有称盖天帝主者,则齐东野人语也”) ,是麻城乃至鄂东地区民间信仰的地方性神祇。

        在文献记载中,帝主信仰起源于宋代,曾被封为紫微侯。《宋会要辑稿》礼20之1 - 171、21之1 - 64记载了朝廷有关地方神衹的诏令,以及封赠赐额的名单。南宋最后45年的史事失载。笔者曾查过有关记载,不见张七相公的赐额,不知是《宋会要辑稿》失载,还是南宋后45年所赐,抑或是后世文人的附会。今天能查到的最早对帝主庙予以记载的是天顺五年(1461)所刊《大明一统志》,卷61《黄州府•祠庙》云:张相公庙,在麻城县治东,宋时县人张行七,毁沿江诸庙系狱,适有火灾,释行七捍之,立止,至城西北五脑山,人马俱化,邑人为建庙。稍后的弘治《黄州府志》卷四《祠庙》及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三《黄州府•祠庙》、万历《湖广总志》42卷《坛庙•张七相公祠》记载除个别字词有异外,意思与此相同。

        明代有关方志及碑刻,均称帝主为本地人,清初的志书多引用《大明一统志》的说法。如修于清初的《古今图书集成》卷1174《黄州府部汇考二•黄州府山川考二》:“麻城五脑山,在县西北八里,即土主飞升处,有紫微侯庙。”卷1178《黄州府部汇考六•黄州府祠庙考一》:“麻城紫微侯庙,在治北。宋人张行七捍火灾,建庙祀之;张相公庙,一在五脑山,一在西门外。《一统志》宋时县人张行七,毁沿江诸庙系狱,适有火灾,释行七捍之,立止。至五脑山人马俱化, 邑人为建庙。”[ 1 ] (第18334、18380页)康熙《麻城县志》卷2《城社志•祠庙》亦沿袭此说。

        乾隆(1736 - 1795)以后所修志书虽有称帝主为本地人的,但更多指为四川璧山人(即今县) ,系三国时西蜀车骑将军张飞转世(如光绪《黄州府志》卷5《建置•
        坛庙》土主神祠条:“母杨夫人诞时,梦张桓侯入室,七星呈瑞,遂名瑞”) ,有关帝主的传说也更为丰满,如乾隆六十年《麻城县志》卷25《列传十一•仙释》云:土主神产蜀璧山县,世称张七相公。宋封紫微侯,明封助国顺天王。其先人官大理评事,母杨夫人崇敬三宝,喜施济,以故诞神神三月能言,七岁通诗文,尤好元理,少有神人谓曰此子有夙缘,应以童身证道显法于楚。年十七,历游至麻城,见民间多血食淫祠,尽毁之,止存东岳庙。主祠者诉于官,禁狱三年,值邑中火灾,神自揣厄满当出示,神通使人白邑令曰我能禳,但取良马、朱棒听用。登马,棒指火灭,而神从烟飚中升腾以上,后人以望仙名之,立祠五脑山。岁旱潦祈之必应,人民疾厄祀之必痊,湖山险阻呼之必安,嗣续艰危祷之必吉,无感不通。楚郢陈应善梓传以传。

        美国学者韩森指出中国民众在不同宗教中选择自己的信奉对象时遵循的是实用主义原则,即惟灵是从[ 2 ]。帝主之所以能成为麻城福主神,就在于他屡次的显灵。明麻城人梅国祯《募修五脑山墙垣序》(康熙《麻城县志》卷9《艺文志上》)云:“土主,邑福神。⋯⋯民有水火、疾病、盗贼之警,辄呼神求福,神辄随所呼应之。或邑人寓他郡邑,及他郡邑人有水火、盗贼、疾病之警,亦辄呼求福,神亦辄应,由是天下之人皆知邑有土主神最灵也。”尤其是明嘉靖年(1522 - 1566)间,麻城人刘天和“经略甘肃,用兵宁夏,屡荷神佑,立灵应碑于庙左以记其事”( 民国《麻城县志前编》卷2《建置•庙坛》) 。所立之碑即毛凤韶所撰《紫微张侯灵应碑》,今仍存五脑山帝主宫。明代帝主被加封为助国顺天王。清咸丰(1851- 1861) 、同治年间( 1862 - 1874 ) ,“粤捻交煽,境土绎骚,屡著灵异,助顺剿逆,邑中官民申禀大宪奏请加神封号,奉敕加封‘灵感’两字”。宋明清三朝,帝主均有封赐或加封,成为国家祀典之神,在地方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正如毛凤韶《紫微张侯灵应碑》所称“诚万民之倚庇,一方之主宰也,故人称为福主神云”。

        根据乾隆六十年《麻城县志》卷3《舆图考二•寺观》、光绪《麻城县志》卷4《建置•寺观》、光绪八年《麻城县志》卷40《大事记四•杂记》、民国《麻城县志前编》卷2《建置•寺观》等书记载,在麻城,帝主之庙宇广布县境,其中,建于五脑山的帝主宫、县西门外相公桥之右的土主庙被列入祀典,归官方管理;其他庙宇则由民间集资维持香火,较大的有白果镇的福主庙,“阖镇以为集会之所”,木子店杨梅村的龟形福主庙,墩阳区的土主庙,与河南光山交界处的福主庙,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 - 1795)的袁家河区万家岗的帝主庙,沙井区的帝主宫,作为胡姓香火的福主庙,东宜市的福主庙等。在众多的帝主庙中,影响最大、香火最为旺盛的当属五脑山帝主宫。

        帝主宫始建于宋代,据县志及庙碑记载,历史上有过多次破坏和重修。第一次大修是在明嘉靖年间(1522 - 1566) ,时值兵乱,庙全毁,由邑民捐款共修,“楹檐榱桷悉易以砖石避蚁患、能久远也”( 梅国桢《募修五脑山墙垣序》) ;第二次是在清嘉庆年间(1796 - 1820) ,庙复遭兵火,由麻城人胡宗第领头募化重建;咸丰年间(1851 - 1861) ,庙复遭贼毁,同治(1862 - 1874)初由麻城人王大堃、吴春山等募化重建,恢复原有景观,耗资甚巨,募化遍及南方各省,尤以四川、云南捐款最多。帝主宫计有一亭(静心亭)一院(道峰书院)二门(一天门、二天门)三宫(紫微、威灵、玉清宫)四楼(钟楼、鼓楼、戏楼、聚峰楼)四殿(拜殿、帝主殿、娘娘殿、祖师殿) ,总计百多间,造型全是古宫殿式。五脑山是农历八月初一开山。从开山之日起,每天几百人,有时几千人甚至上万人来山朝拜。清末民初,庙宇毁坏严重。三四十年代,麻城高道刘崇涵、潘崇智等人募化四方,维修了静心亭、一天门和正殿,扩建了边楼、饭堂等,并在庙观四周栽花种树,使五脑山环境幽静、古雅,一时名噪湖北,与道教名山武当山、木兰山常有往来,望风朝拜的香客,广及四川、云南、贵州、江西、湖南诸省,被称为麻城道教的鼎盛时期[ 3 ]。“文革”十年,五脑山又横遭浩劫,神像几乎毁尽,琉璃瓦覆盖樟木雕刻的华美戏楼被拆一空,仅存的静心亭、一天门、拜殿和帝主殿屋顶损坏严重。万幸的是,殿宇的墙壁稳固,柱架完整;殿内的雕方,殿外的石狮和壁画,娘娘殿的铁瓦,帝主殿的八卦顶以及屋脊和墙壁上的雕塑建筑艺术大多还保存无恙[ 4 ]。改革开放之后,帝主宫所在的五脑山被列为旅游开发区, 1992年经国家林业部批准为五脑山国家森林公园,对帝主宫的修复工作一直在进行中。二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文化传播有两种类型,一为扩展传播,一为迁移传播。扩展传播的特点在于其文化现象的地理空间是连续的,原有的分布区总是位于新扩展的地域内;迁移扩散则不同,其文化现象的地理空间是不连续的。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民间信仰的传播也遵循这一规律。

        由于地缘上的接壤,鄂东一带帝主信仰较为兴盛,几乎各州县均建有帝主庙:明代黄冈县即建有“相公庙”帝主宫(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3《黄州府》“附图”) ;蕲州有云林宫,在胡家凉亭,“祀张七相公,即麻城所称盖天帝主是也”( 光绪《蕲州志》卷30《外志•寺观》) ;蕲水福主庙,在拆湖(光绪《蕲水县志》卷之末《外志•寺观》) ;英山帝主庙在县东北六十五里核桃湾(民国《英山县志》卷2《建置志•寺观》) ;黄梅有二所,一在孔垅西乡,“五厂公建,今废”,一在县西三十里,黄姓公建(光绪《黄梅县志》卷14《建置志•寺观》) ;大冶称土主庙(同治《大冶县志》卷3《建置志•祠祀》) ;从麻城分置的黄安甚至有一座列入祀典:土主庙“在东关外,岁春秋二仲移祭,爵三,祝版一,帛一,羊一,豕一,行二跪六叩礼”( 光绪《黄安县志》卷4《祀典志》) 。可以说,从明代开始,帝主信仰就在鄂东地区得到传播,至迟在清代,帝主已从麻城一地之神变为鄂东一带区域性神衹。

        帝主信仰不仅在鄂东流传,而且在湖北的德安府、施南府,川鄂陕三边交界地带,西南的四川等地也有传播。刊于同治十一年的《安陆县志补》卷下《庙祀》云:“张七相公者,相传为麻城县人。余尝闻之先辈云,明洪武初徙黄麻人实德安编户七里,所以乡曲风俗多有于寝堂神龛前塑土主像,尸祝之者,盖不忘麻本云。”光绪《应城县志》卷14《杂类•摭遗》“乡俗除夕改换春帖,例于神主左右题麻城土主张七相公,不解何故。或指为二人,非也。考《通志》云神姓张,行七,逸其名,故称张七相公也。传宋西蜀人,初游历麻城,见沿村多淫祠,毁之,系狱。邑有火灾, ⋯⋯遂至县西北五脑山,人马俱化去。”在鄂西北,施南府治恩施县帝主宫,在城北门外碧波峰之麓(同治增修《施南府治》卷9《典礼志•坛庙寺观附》;同治《恩施县志》卷2《建置志•祠宇》亦载有帝主宫) ;巴东帝主宫,“在治东半里,乾隆年建,道光十八年邑人孟大志等集资重建”( 同治《巴东县志》卷三《建置志•寺观》) ;咸丰“地主宫在西门外,一在忠堡”( 同治增修《施南府治》卷9《典礼志•坛庙寺观附》) ;利川帝主宫在北门外(同上) 。

        四川之帝主宫多为会馆,如崇宁(今并入郫县)帝主宫即黄州会馆,在西街[ 5 ] (第338页) ;铜梁(今重庆铜梁县)县治帝主宫,在正街,长安里蒲吕场之帝主宫,在场下街,为楚黄人会馆,县属安居乡城之帝主宫、安正里平滩场之帝主宫,均在场内[ 6 ] (第448、484、515页) 。

        正因为帝主宫多分布于湖北与四川,所以,帝主又被称为“川楚御灾捍患之神”( 光绪《蕲州志》卷30《外志•鬼神》) 。三
          
        帝主由麻城一县之神变为鄂东地区区域性神衹,进而在鄂中、鄂西南、四川等地得到传播,除他不断的显灵、得到宋明清三代国家的赐额与封号外,还与以下因素当有关系:

        (1)麻城籍士大夫的鼓吹。刘淑相为正德进士,曾任南京兵部主事、顺天府尹;毛凤韶,正德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巡按陕西、云南,终云南佥事,著有《浦江志略》;梅国桢,万历中为御史,后曾任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著有《西征集》、《西征疏草》等;嘉靖进士喻希礼,曾任御史;刘天和,正德中以御史出按陕西,嘉靖初以佥都御史督甘肃屯政,后抚陕西,继以兵部左侍郎总制三边军务,累加尚书太子太保。他们有的写诗,有的撰写庙记,有的献地建庙,不失时机地渲染帝主信仰在社会上的影响。

        (2)黄州商人的推波助澜。明清时期随着湖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商品化的加强,出现了不少地域化的商人集团,其中黄州帮便是其中之一[ 7 ]。在客地的商
        业活动中,“人心不齐”、“相欺相诈”时有发生,由此集团化是必然的,乡土信仰也成为非常重要的媒介。利用神道谋求地域的和睦,克服“相欺相诈”的现象,这在明中期各地域会馆的建立目的中都明确地标明着[ 8 ] 。黄州商人的足迹遍布南方,当他们在经商之地站稳脚跟之后,便多建会馆以利联络。湖北京山的帝主宫,在城内,“由黄安商民修建”( 光绪《京山县志》卷2《建置志•会馆》) ;安徽霍邱帝主宫即土主庙,在县南140里,即三楚会馆(同治《霍邱县志》卷8《寺观》) 。黄州商人崇拜的对象是帝主,在其所建的会馆中,主祭神便是帝主。“凡麻城之都门会馆既渝城、宜昌、沙市、汉口所在城镇会馆,皆以福主为祀”( 民国《麻城县志前编》卷2《建置•庙坛》) 。由于商团势力不俗,会馆的影响及于当地社会。清署名竹孙氏的文人在《荆沙竹枝祠》中记载到“黄州帝主宫原盛,字号川河最有声。竟把头衔捐得到,神仙也自爱功名”[ 9 ] (第2647页)。

        (3)以麻城籍为主的鄂东移民的作用。明清时期湖广民众的迁徙异常活跃,在向外省移动中,四川为其主要迁移方向。民国《重修彭山县志》卷2《民俗志》云:“蜀人多客籍,凡同籍人皆各立庙为会馆”。会馆是移民的标志。看一地会馆的数量、规模,可“知人民之盛衰”(光绪《威远县志》卷1《六省会馆》) 。黄州府是两湖最大的迁出地,不仅在四川的两湖籍移民家族中其数量高居榜首,而且在四川的两湖府州会馆中也居首位。黄州府向外移民的县,则是麻城位居第一,在四川的发展较其他两湖籍移民更有成绩,以致麻城移民主要迁出地“孝感乡”被四川的湖北籍移民视为故乡的标志[ 10 ] (第67- 73页) 。明清时期,鄂东民众在省内也有迁移,移入地主要是德安府、施南府和郧阳山区(同治《竹溪县志》卷14《风俗》、同治《竹山县志》卷7《风俗》、乾隆《宜昌府志》卷11《风俗》) 。在安土重迁的传统农业社会中,民众的乡土感情很重,本地的民间信仰往往成为维系乡土渊源的纽带,是抵御外部力量的象征,因此不会被轻易放弃,反而在特定的情况下会得到强化[ 11 ] (第31页) 。帝主庙也随着以麻城为主的鄂东移民而进入湖北中部、鄂西北、鄂西南及四川等地。

        (在赴麻城实地的调查中,曾得到麻城市博物馆徐志东馆长、江益林、刘凤梧副馆长和麻城市文化局林明康先生的热情帮助,谨致谢忱! ) [参 考 文 献]
        [ 1 ]古今图书集成:第15册[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7.
        [ 2 ]韩森. 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英文版前言(包伟民译) [M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3 ]李德望. 五脑仙山[A ] . 政协麻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麻城文史资料:第四辑[C ]. 麻城: 1992.
        [ 4 ]梅锦华. 五脑仙山与麻城道教[A ]. 政协麻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麻城文史资料:第三辑[ C ]. 麻城: 1990.
        [ 5 ]佚名. 崇宁县乡土志:第二节五城内外祠庙[A ]. 国家图书馆. 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10册[ C ]. 北京:线装书局, 2002.
        [ 6 ]夏云程. 铜梁县乡土志:第二册地理•祠庙[A ]. 乡土志抄稿本选编:第11册[C ].
        [ 7 ]李华. 清代湖北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清代地方商人研究之五[ J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7, (2).
        [ 8 ]李和承. 明代传统商人与职业神[ J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2, (1).
        [ 9 ]雷梦水,等. 中华竹枝词:四[M ].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7.
        [ 10 ]张国雄. 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M ].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 11 ]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原著:梅 莉(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9)。原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27, No.2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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